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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荣贺建增:做农业是农民的事,不是企业的事

1488513637 来源:未知 点击:135

  张茜:您为什么给品牌取名为“衡荣”呢?

  贺建增:“衡”,首先是平衡。世间万物皆要平衡。说得简单一点,不是让一个社会少数人先富起来其他人就能后富,这条路径走不通;要让大家共同致富,要平衡。你能力强点一年挣10万,我能力稍微差点挣5万,这就对了。但是,你能力强点就能干到1个亿,我能力差点连吃饭的钱都挣不到,这就不对了。社会达到一定的公平、公正,才是对的。

  张茜:您创办衡荣的初心是什么?

  贺建增:你观察这个世界,现在大家从事的工作有多少是真正对自己、对人类、对社会有价值的?静下心来想想,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多。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情,仅仅是利用游戏规则将别人创造的价值拿到自己的手里,是掠夺的过程。现在社会上最受追捧的互联网+,像阿里这样的企业就是收割实体经济成果的最典型例子。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通过它的模式被收走了一大部分,而真正做实体经济的却只留下了极其微弱的利润。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,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就豁然开朗了。

  张茜:您以前在华为工作,后来才跨到有机领域,那时候您就认识到这些问题了吗?

  贺建增:这是人本能的思考。人到底活着干嘛?就是为了赚钱吗?现在的人比较功利,“红尘滚滚皆为利来”,一个名、一个利,大家都在追求这些东西。但是,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?一日不过三餐,穿衣服不过一身,再有几套换洗的就足够了,住的房子有一套就行了,太大了收拾起来还麻烦。在这种情况下,人该怎么活,其实是要考虑的事情。

  具体一点说,做这个事情(有机农业)原本是基于两个情结。一是环保情结。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污染环境,任何行为都要从这一点出发。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对环境的干扰降到最低,至少是负面干扰降到最低。如果不具备判断什么是正负面干扰的话,那就把影响降到最小。另一个是帮助农民的情结。我最初想到要做这个的时候,农村是被社会发展所抛弃的。

  自工业革命以来,人类的发展轨迹出了问题,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,工业化、商业化、城市化,什么地方要发展这种模式就得去掠夺其他地方的资源为我所用。欧洲当年工业革命完成以后,为什么要在全球征地?因为它必须掠夺全世界的资源为它所用,这样才能维持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。欧洲发展了100多年以后,美国接过接力棒成为老大,采取的也是称霸世界以掠夺全球性资源。

  即便是我们中国,1978年以后,所谓的改革开放也在推行这种方式,发展的结果就是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资源只堆积起了沿海和内陆等少数几个大城市。这个方式没法持续下去。反过来,那些被忽略了的农村,该怎么办?尤其是回到山西老家,我看到村里面由于教育缺失,农民没有能力、素质很低、挣不到钱,在社会最底层形成一种自暴自弃的恶性循环。这时候,就在想能够为农民和乡村做点什么。

  零四零五年的我,和在场的大多数人(第七届全国CSA大会市集现场的从业者)一样,怀有一定的憧憬和梦想进入了有机农业领域,开始了有机农业的探索,其实一直在找路。但是,真正该怎么走,前面有好多探路人。

  张茜:您在这个行业也算是资深前辈了!

  贺建增:比我资深的人还有不少,我们现在的团队已经凝聚了一批这样的人。北京衡荣有机农业研究院的组成人员里面,技术专家中我是年龄最小的。他们是我十多年来志同道合的朋友,大多比我先进入这些领域,包括有机农业、生态环保、乡村建设等。我们经过十多年的探索,现在主要在推动基于有机农业的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。这不是单纯地做有机农业,不是找到几百亩土地就能做好的。它有好多需要平衡和制约的要素,要把各个方面都做通了。我们先从完善体系开始。

  第一个体系是产业体系,要形成包括植物、动物、微生物为一体的有机生态产业循环。这个循环不好,有机农业是没法持续下去的。有机农业做了五年十年,有机肥还需要买,那就错了。一亩地三斤、十斤的投入品还可以去买,但如果需要几百、上千、成吨的投入品,就一定要自己生产和循环,就近解决。

  在一个区域内要考虑生态布局。首先,因地制宜,当地适合什么种什么。第二,每一个环节的废弃物都是另一个环节的可用之物,比如饲料、肥料、原料,要充分利用,做到在一个区域内不产生垃圾,生态承载量完全达到平衡才对。不是这个地方大米好,我就只种水稻;那个地方苹果长得好,我就种3万亩的苹果园。这种模式是做不成有机农业的。

  第二个是从业者的生存环境。不管谁做农业,真正干活的劳动者还是农民,一定要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。评价任何有机企业首先看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吃什么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做农业是农民的事,不是企业的事。农民以村为单位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从事农业工作,在有组织的前提下发挥个体的积极性才能做好。中国前30年的路,充分发挥了集体的作用,但是到后期个体的积极性却没有被调动起来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来有一个机会,当年叫做“联产承包制”。土地是集体的,农民从集体把土地承包过来,以家庭为主体来生产,农民还是集体的一份子。执行了几年集体又被完全打碎了,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农。1985年后,中国的农业进入了平台期;1990年后,开始走下坡路。没有集体,散户啥也干不成。

  企业进入农业一定是做农民做不了的事情,比如技术研发、系统集成、产品加工、市场营销等,与农民的关系是互补合作。农民能干的事情,就让农民干,钱让农民赚;农民干不了的事情,企业才来做。如果哪一个企业想把大量的土地流转出来,再把农民变成雇工,在中国的土地上,必死无疑。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等地广人稀的地方有例外,其他地方一定是这样的结果。企业与农民形成竞争关系的话,这个企业必死无疑。当然,政府有它的导向错误,政府只支持大企业,投资越大越支持,这是它的无知造成的。

  张茜:是有一些企业把土地流转出来建生态小镇之类的,然后再把本地农民聘为雇工。

  贺建增:那就完全错了。当年,生产大队把农民组织起来,他们的积极性都不高,一个企业把农民变成雇工,他们就能好好干活吗?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能引导农民自行组织(生产),组织起来以后,实现有机生产产业循环,再引导他们就地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,诸如村容、村貌、村里的基础设施,恢复传统文化和村里的教育、文化、医疗、卫生、金融等服务,重新形成一个有活力的有机乡村。我们称之为“有机农业生产、生态乡村建设、人文社会重建”,三位一体,同步发展。

  张茜:您可以分享一下衡荣的经验吗?

  贺建增:刚才说的就是。至于在城市的郊区承租几百亩的土地做有机农业,我认为大多数是闹着玩的。有机农业要想大面积推广,首先需要解决产量问题。

  张茜:这个也是常被诟病的问题。

  贺建增:有机农业不解决产量问题,永远不可能被大面积推广,否则中国的14亿人口就没饭吃了。过去的十多年,我们潜心追求的目标——有机农业不减产,在第六七年(2013年前后)基本实现了。不使用化肥农药,产量也不降低,大部分植物都能做到,粮食、蔬菜、水果、中药材这些。在这个前提下,有机农业才能养活中国人,才能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大面积地推广和实施。

  不顾及产量,只是单纯地追求产品的品质和安全,这种是自己玩的,不能作为一个社会化的行动路线,也不应大面积推广。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,只对自己或给自己掏钱的几个人负责,而不对社会整体负责,本来一亩水稻能产1000斤,非要产五六百斤,为了保证自己的那一点所谓的安全,让另一半人挨饿,这是不对的。

  我们在推动基于有机农业的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。有机农业是一个地域概念,要在整个区域内进行。简单来说,就是化肥农药不进村了,所有可能污染村庄的物质都进不了村。我们从几个村开始,最小的单位是一个村,一般来说是一个县,逐步扩展。

  张茜:比较系统地来思考的话⋯⋯

  贺建增:农民在这个体系下,可以通过有机生产赚到钱,通过生态乡村建设在村里住得很舒服。村里的人文社会恢复以后,他们过得就有尊严。在这种情况下,有机生产才可持续、可复制。而且,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大幅度降低有机农业的生产成本,产品面向消费者时价格才会下降,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吃得起有机食品。我们要把有机食品、有机生活从所谓的金字塔尖拉下来,让更多人能够受惠。

  张茜:衡荣的手工醋卖得还不是很贵,但最近通过了有机认证,是不是意味着要涨价了呢?

  贺建增:我有一个总体目标,销售系统做得更畅通之后,就可以把衡荣产品的整体价格往下来,而不是往上提。对我们的产品来讲,提价是极个别的产品,价格整体往下拉才是一个趋势。将来我们的有机粮食消费者10元(每斤)能吃上,那就好了。现在的平均价格在20元左右。(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讲,未计通货膨胀)

  张茜:现在有许多返乡青年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,您给他们什么建议呢?

  贺建增:青年返乡初期是交学费的几年,大多数都在摸索。青年有这样的志向,愿意回去帮助一方百姓、清净一方水土、让村民富裕起来,这是好事。不过,还是应该先学习,没必要自己一头扎进去交这样的学费。你把学费投入到学习环节,找一些靠谱的企业、农场或村庄去做义工,都比自己一头扎进去先干起来要好。做上三年义工,可能就成熟了一半;做上五六年义工,就能独当一面,把自己的村子做得很好。

  我的建议是:与其拿钱回乡创业,三年后得到的只是失落,不如拿出一部分钱先去学习,把其余的留着。等自己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时候,有三百万真的能把一个村做得很好了。好多人坦诚地讲“自己没做到有机”,在做生态农业、做良心。我确实知道这些人都是真诚的,但是,从另一方面讲,他们做不到有机是一种无奈,因为不会。一开始谁都不会,潜心学上三五年就会了。

  接下来,我们会办一个学校,为有机领域,也为我们自己培养人才。起点暂时确定的是本科毕业或具备同等能力的人,完全封闭式脱产学习三年。学习的环境就是在各地的有机农场。我们研究院有将近20个导师,可以给大家上课,也可以带学生,相当于硕士生教育。

  我们培养的是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操能力的群体。这些人组合在一起,就可以形成完整的体系。做农业不是一两个专家,三五个专业能解决问题的。一个工科院校有几十个专业,毕业的学生面对的却是社会上那么多的行业;而一个农大同样是几十个专业,但面对的仅仅是一个农业,并且,还不是完整的农业,后期关于品牌、市场这一块,涉及得非常少。农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行业,不能相提并论。学农的人,一部分要有跨界思维、整体统筹的能力;还有一部分,只需要具备专业能力。这些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做事,而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去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
  张茜:您做这个事情开心吗?

  贺建增:做这个事情本身就符合我的意愿,也是自我修炼的过程,到一定程度后,就无所谓开心不开心了。这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种状态。人活在这个时代,应该是有些使命的。这就是我的使命落地的地方。

  张茜:作为企业,不会有经营压力吗?

  贺建增:作为一个企业肯定是要盈利的。我们不追求暴利,拉低价格也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,但一定要保持适度的、微弱的利润,让企业健康发展,才能帮助更多的人。帮助了农民,同时就帮助了消费者。市场上,还需要更多的消费者觉悟,导致咱们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者的无知。消费者在拿着自己手里的钞票选择社会的未来。钱花在哪里,未来就在哪儿。

  张茜:您不觉得我们这样的力量太渺小了吗?

  贺建增:中国自古有句话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。只要大家能够团结起来,从小事做起,一个人传播十个人,十个人传播一百个人,最终传到十四亿人时,世界就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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